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
站在故事的终点回头看，锤子科技的落败并不像是一艘巨轮的慢慢沉没，船上的人直到最后一刻前才突然惊觉。这趟旅程中，惊涛骇浪始终跟随。用从第一天就加入并见证全程的员工朱萧木对《人物》的话说，「一直其实是在生死边缘挣扎，完全是挣扎了六年。」
最大危机发生在2016年。与阿里巴巴洽谈半年却最终融资流产，锤子科技两度无法发出工资，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个月。员工们收到邮件，被告知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融资不利也直接引发三分之一的员工当年被裁。朱萧木将他自己带起来的VR部门的人全部裁掉了。在一个屋里，面对40双眼睛，他深鞠一躬：「我无能，没法带兄弟们继续做这个事儿了。」那之后好几天他没有缓过劲来。裁员在当时处理得非常隐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已经离职返聘回来的人力总监，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闪着「母性光辉」的女士，「跟大家关系都非常好」。
一些波折就连内部的人也未必清楚。代号「Bono」的手机造出来了，因关键人物的离职，布局东南亚的计划流产，整个项目被砍，本应叫「坚果2」的手机从未出现过在这世界上。「坚果1」卖了近百万部，看似成绩斐然，但能看到后台数据的人就会知道那是一个亏损的项目，「卖一台亏一台」。当时，电信运营商找上门谈合约机计划，本拟订购100万部，却因供应链负责人不同意查账，谈判崩了。
一些迹象是悄悄发生的。比如茶水间里免费零食的品类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加班费的合规发放曾是创始人罗永浩引以为傲的事情，从2008年「老罗英语」创立就跟随他的员工石晓宇回忆，当初月薪3500元，靠着加班能挣到近9000。但至少从2013年起，没有人再见过加班费，尽管加班和每周工作六天成为大部分人的常态。锤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绿地中心后，电费成为财务考核的重要指标，夏天的晚上，办公区的空调停掉，加班的人会感到，「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只有两处地方例外，需时刻保持恒温的光学实验室装有独立空调（「整组人都跑到实验室里去办公」），以及罗永浩的办公室。
每个在锤子科技待过的人，后来追忆起这场创业之旅的各个节点，可能有着毫不相同的感受，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觉，一些人则宣称从来没有。但至少对于一个节点，人们的体验是高度相同的——2014年5月T1的发布会。距离进军手机业的高调宣言发布2年之后，上一个身份是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的罗永浩，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机。
那是所有锤科员工荣誉感达致巅峰的时刻。「进会场那一瞬间，我巴不得告诉各位，我是他妈锤子的，这个手机是我做的。」时任射频工程师的马宁回忆。他骄傲地向《人物》指出，首个测试电话就是他在一个电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机上的。「我词汇量比较少，但是我能说出来就是那种感觉，爆棚。」他38岁，是个外型稳重的大块头，但提起这段记忆，他变得像个少年，急切地表达，导致有些语无伦次。
他曾就职于数家科技公司，包括诺基亚，但荣誉感从未如此巨大。「你特别崇拜一个人，那个人需要你帮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时工作，马宁习惯把工牌插在衣兜里，但那天步入会场的时候，和同事们一样，他把工牌挂在了胸口显眼的位置。场外聚集着很多粉丝，他能从对方眼里看到尊重。一个巨型红色条幅由会场三层直坠下来，中间印着一把锤子。「这简直就是一啊。」马宁与同事调侃，「换成希特勒那标志，这就是一个了。」
现实扭曲立场是真的存在的。舞台上的那个人有着卓绝的语言天赋，随便一件事，在他嘴里可以说成单口相声的效果。在大学生群体中流传甚广的「老罗语录」即是他早年在新东方讲课的段子集锦，那些段子里有着对社会的思考与普世价值观。他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创办过对公共事务紧密关注的「牛博网」。他不是娱乐明星，但从来不缺粉丝。在他的粉丝眼里，就连他那些广为人知的缺点，暴躁、小心眼、狂妄自大，都因为他性情里的真，打上了柔光，变得那么可爱。
听「老罗语录」，追牛博网的更新，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系列演讲，是成为「罗粉」的基础操作。2008年创立「老罗英语」，以及初期锤子科技，几乎都是受罗永浩感召而来。为了与偶像同行，很多人强行改变了人生轨迹。一个清华水利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武汉军区当上中校后，选择复员，就为来「老罗英语」当老师。后来成为罗永浩助理的许岑，绝对没课酬的情况下，在「老罗英语」试讲一年半。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放弃美国建筑师生涯，只为追随那一个人，「他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就去卖尿不湿」。
罗永浩的个人魅力贯穿着他创业的始终。牛博网曾开网店卖书，由于没折扣，相比那些互联网巨头毫无价格竞争力，能否赢利完全依托于罗永浩个人的宣传。只要他发条微博吆喝一下，营业额就蹭蹭涨。「如果不发的话，这个店就跟死了一样，一个月可能一本书也卖不出去。」负责打理网店的石晓宇告诉《人物》。罗永浩曾在演讲中推荐《美国种族简史》，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卖出近20万册。
硬件团队是在2013年锤科的手机操作系统发布之后，才逐渐建立的。锤科每年发13薪，工程师们几乎是降薪或者平薪来的。对这些由前摩托罗拉硬件负责人钱晨领军、大多出自他所在体系的员工而言，落差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对于射频测试，大厂商会耗费上百万元建大屏蔽室，锤科采取的是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只搭建基础的隔离区，测试在小屏蔽盒里完成。硬件研发出于保密需要，办公区封死，专门建起一堵墙，连罗永浩也没有随便出入的权限，通风不畅，冬天太阳从玻璃照进来，室温能达到30多度，工程师们全穿着短裤拖鞋办公。研发员工人手一把价值上万元的Herman Miller牌办公椅，曾是新闻媒体报道锤子科技时念念不忘的一个点，这项福利只属于早期入职的软件工程师与UI设计师（不包括产品经理）。由于财务部门的极力反对，硬件工程师们到来时，已经失去了这项福利。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老罗可以牛逼」。当马宁加入锤科后，原来同事问马宁唯一的话就是，他一个教英语的，怎么能做手机？「业内其实除了他的粉丝，没有人认为，锤子有很大的可能性成功。」马宁记得射频部同一天入职的3个人，彼此确认过，全是罗永浩的「脑残粉」。
「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一定不是大家走投无路了，我去锤子科技试试。」马宁说。
最初吸引马宁进入锤子科技的人，只有罗永浩。当他进入，他发现这个公司里的人才是特别的存在。比如朱萧木整天扎个小辫，衣着随意，从形象到谈吐都很另类，「这要在诺基亚得被人打死」。硬件部的人给他起外号，叫「太君」。三八妇女节，「太君」自己出钱给所有女同事买了一份礼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人。」马宁暗暗惊叹。
这个公司不乏热血的情节上演。有一次朱萧木和女友吵架被关在了家门外。罗永浩知道消息后，号召全公司去支援。大家认为很好笑，很幼稚，但还是很多人去参加了。于是，吃的、喝的、3G路由器、花露水以及几个手机被送至朱萧木女友家楼下，让他可以一直等。
有一天有个姑娘在微博上说失恋了心情低落，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拥有一部锤子手机安慰自己。罗永浩承诺寄给她一台。寄出前，同事们纷纷往便签里写鼓励的话。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说你总会遇到更好的，还有人写，「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难免有风云际会之感。某个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家伙正是dribbble 华人区的第一名平面设计师「Paco」。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网上的当红写手草威。影像部门负责人林曦正是和罗永浩围堵方舟子时的那位摄影师（「给丫一个特写」），也是维权西门子的发布会上那台被砸冰箱的捐献者。有一天马宁收到群发邮件，东东枪入职了。对，就是那个微博大V。
2011年11月北京，罗永浩与其他志愿者来到西门子公司北京总部进行维权活动图源视觉中国
相处中就能发现，很多人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林曦开车从来不违停，宁可多开一段路，一定要找到正规停车位。钱晨的助理李洋，从来不走路抽烟，因为觉得那会影响别人。
「跟老罗跟对了，」马宁对自己说，「因为老罗是这样的人，他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人。」马宁也有个人的道德洁癖，他想，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互相看见。
李洋是从做锤子手机体验店的店员起步的。他此前是个英语老师，应聘锤科时，他即将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约，他还是决定推掉，选择当月薪只有3000元且没有销售提成的店员。他一点不觉得屈才，「太多能量能发挥，外国人溜达到我们这儿来，我接待。」
那个店相较其他卖场不同在于，店员全是大学生，「大家参与不了那种技术岗，也愿意加入到锤子科技」。但这不是让李洋印象最深刻的。他头一次见四五个店员一起抽烟，都把烟头攒在手里，再一起扔去垃圾桶。「这就是锤子。」
就连此公司的前台似乎都是高配置的。「小美」从美国留学回来。「颗粒」是「富二代」，父亲天天施压让他接班，他也不管不顾。别的公司快递来了，都是堆在一起，锤科的前台人员，会将快递按楼层、部门分好类，然后推着小车去送——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干起活来，任何一个人都很拼命。曾有一个同事因连续加班心脏出了问题被送进ICU。在诺基亚的3年里，马宁只加过两三次班，但到了锤子科技，「996」是常态。有好几次去供应商处调试机器，到了晚上6点多，家就在附近，他和同事还自愿返回东北五环的望京加班。2014年的春节，年初四就上班了，车开上北四环，路上几乎空无一人，看着远处烟花，悲壮感油然而生。他想到了一个词：信仰。「我其实之前是理解不了无产阶级信仰，比如说拿身体去堵什么枪眼的那种。到锤子之后，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种纯粹能够互相传染。「这出了个事，蹦出来一个人，『这事是不是能这么解决？』『你这个可能不行，我这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啪啪蹦了几个方法之后，这事谁来办？可能三个人同时举手，说我来。」林曦说。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罗永浩早期开着一辆雅阁，接送投资人时为了撑门面，一个叫应超的同事会把自己的宝马5系借给他开。
不少同事都有离开后再回来的经历，有几位甚至三进三出。离开多半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不堪忍受，回来则还是因为舍不得。「在锤子待久之后，没办法去其他公司，同事太无聊了。」市场部员工刘全有说。她辞职不到一个月就后悔了，她参加了一次发布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什么我要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她质问自己。很快，她回到锤科。
人与人之间没有提防，抱有信任，对做成事充满热忱。「大家一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人，我也不了解这一个意味着什么。某些方面高度相似。」刘全有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同事关系是占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环。」由于加班是常态，同事们每天能一起吃两顿饭，感情愈发深厚。
锤科曾想过找代言人，讨论出几个选项大家集体投票，得票最高的是《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小恶魔的那位扮演者。事后看来，这个想法实在过于浪漫。「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的选择，对市场的理解都不合格。」一个员工说，「你现在想想，你要卖给14亿人，有几个认识小恶魔的。」因资金问题，计划没有推行下去。
这是一家乐于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公司，相同的人能够被吸引。锤子科技的发布会总有粉丝自发捡拾垃圾。锤科曾举办「天生骄傲」的故事征集活动，让人们讲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坚守内心原则的时刻。数以万计的人去参加了，最终被选中颁奖的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并不是讲述者本人，所以公司发出两部手机，希望讲述者能将其中一部转交给当事人。但那个人说故事中写到的人物已经无从寻找，竟主动退还了一部手机。至此，这个活动所引发的回响与感动已经超出了营销本身。
事实上，锤科内部对「天生骄傲」这个品牌活动有另外一种讨论声音。「好像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觉得有点丢人。不掺假，不欺骗，真诚，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
当然这一切和这间公司的主人有关。罗永浩是一个极具道德感召力的人。他曾说过，从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他不会主动叫姑娘，但别人叫也不避场，自从成为老师后，「只要别人叫女孩子，我马上退场。」砸西门子冰箱维权事件中，让马宁感触最深的，不是向巨头挑战这件事本身，而是一处细节，「他居然带了保洁」。参与此事的林曦回忆，罗永浩让每一个同行者签了免责协议，表示由他一人承担所有法律后果，这让人感觉非常体面。罗永浩称找来一个金主，按发票价格向林曦购买他提供的冰箱，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钱是罗永浩自己出的。
投资人吴向宏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回忆，10年前见面，「罗永浩就一直真诚地坚持：个人私德和商业规范可以和谐，他可以做一个『好人』同时还能赚钱」。多年之后，他果然将他特有的坚持，带入了手机行业这个复杂的深水区。
创业初期，他就公开表示从来不用水军，公司所有办公软件购买正版，锤子手机预装的第三方应用可卸载（几年后工信部才出台硬性要求），不会针对跑分软件为手机系统作弊。一些行事方式甚至与道德无关，纯粹属于罗永浩所理解的体面：官微不转发别人评价，亦不做利诱营销，另开了营销账号去做。公布相关手机参数，不得模棱两可，或者「不说人话」。「一定要告诉用户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用一种技术语言。」朱萧木说。
罗永浩式的诚实在现实面前也会有执行不下去的时候。他曾希望，当用户被告知手机内存是32G时，是实打实的32G，他设想过用一个另外的存储空间来安装系统。「当然这个是成本和各种方面不可能实现的嘛，但他确实是想那么做，努力过。」马宁说。
微博上，他一贯有吹牛的倾向。但所有许下的捐款承诺，他都做到了。「因为都会是我这边来帮他操作嘛。」担任过他15个月助理的王建国说。他不会晒那些证书。有些捐款甚至并无必要，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发布会门票收入60万，但因为赠票过多，实际收入差了10万元，他自己补上了。
只有罗永浩身边的人才会知道，他的每次差旅费用会分为两部分。锤科所有员工差旅标准一致，北上广深的酒店每晚500元，另外的地方300元，飞机坐经济舱。作为一个体重超过200斤的人，罗永浩坐飞机只选商务舱，只住五星级酒店的标间大床房。多出来的差额，他会自己付费。如果有同事随行，出于对同事感受的考虑，他会要求机票与住宿是同一标准（他永远都不可能和别人同住一间），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样以个人名义支付。
他心里似乎住着一个道德委员会。「他自己会记得这个事，会像强迫症一样来提醒我。有时候真的好像在打卡。」王建国说。即便到了后期一切已经流程化，每次出差回来，老板仍然会关注有没有扣掉超标的钱。不是为了展示什么，他这么问时可能就没有旁人。对账也不麻烦，只要讲个数字，「罗老师，你这一次出差自己花钱的部分是几千几千，然后他就OK了。」
罗永浩性情豪爽，与朋友、下属吃饭从来都是他买单。为实现这一点，他会每次在饭局进行到一半时给司机发微信叫他去结账。「我跟他相当于共事五六年，我们吃过至少上百顿饭，他没有让别人花过一分钱。」草威说。有一次他兴起，请三四个下属吃了一顿花了一万多块钱的饭。在吃饭上，他同样公私分明，他会自行判定这顿饭的性质。至于那顿一万多块钱的饭，王建国确定，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锤子手机发布，市场部会赠出几百个样机，用于宣传。据草威观察，如送出之后对方并没有一点宣传举措，罗永浩会有点难过，他觉得大家没有认认真真地对待公司的资产，过于儿戏。他自己也会送出几十台，全部是私人付款购买的。
甚至一些极小物件上，他也会进行区分。比如一本书，一张唱片，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啊，你把它记下来。」他告诉助理。王建国最初并不理解，一是东西不贵，二是实在麻烦，跟着时间推移他终究养成习惯，「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都要去跟他确认说罗老师，这个是你个人的还是公司的啊。」
「你说外部的公司，自己家里要用啥东西，有一些老板大部分会选择用公司报什么的，甚至都不会被定义为一个不正常的事情。」王建国说。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坚持，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里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石晓宇曾受罗永浩委托，为他的某位朋友设计一套名片，印出之后发现色彩不正。他责怪石晓宇设计失误，去他电脑看原文件，发现责任其实在印厂。但他怒火已经烧起来，拿过石晓宇的电脑就砸，连砸了十几秒。
石晓宇完全吓傻了。「很多时候是，他一开始可能也没想发那么大脾气，他是越说越搓火，他自己把自己那个劲儿逗上来的那个感觉。」
「备份了吗？赶紧去把那个名片换一家供应商，重新做一下。」罗永浩甩下这话就走了。
在石晓宇的讲述中，这一个故事的结尾是正能量的。硬盘被砸坏了，老板把自己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赔给了他。「他这个分的非常清楚。公司的，他搞坏了他要赔。」
「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线年认识那个新东方试讲老师的。那人是个高中辍学生，她是个艺术研究院的硕士，但他们都是文艺青年，能玩到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电影。那人有社交恐惧，特别怕见陌生人，中间的朋友约了三次，「他才扭扭捏捏来见」。他们成了死党，《笑傲江湖》播出，两个人能在各自家里打着电话把整集看完，边看边点评。唐拉拉感觉那人特别单纯。他说他的梦想是拍电影，但他也清楚自己的缺点，「我拍电影估计每一个细节都拍得很好，但是凑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个框架。」唐拉拉是那时几个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赚钱的，所以他经常管唐拉拉借钱，三百、五百地借，还钱信誉非常好。
罗永浩重视设计、关注细节的事例，经日后新闻媒体报道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比如为了做秒表的声音，他从德国花几百欧买来昂贵的秒表，在录音棚里收声；比如为实现九宫格桌面解锁有最佳吹拂效果，他逼着工程师以毫秒计地调每个板块的动画，自己审了一两百遍。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海报送到他面前，他一眼看出左右边框不齐，设计师拿回去检查，发现左边比右边多了一个像素。事实上，据助理王建国说，老板亲自纠正像素不齐，这种事经常发生。设计部后来为避免再犯，会使用辅助线确保精准。这种极致要求，会造成一种压迫感，战战兢兢，成为锤科员工的工作常态。
即便置身于手机控群体中，他对好产品的痴迷与控制欲也远超他人。有一次苹果手机新品发售，一机难求。罗永浩迫不及待想买，曾在数码杂志当过编辑的林曦主动请缨，托中国电信的内部关系搞来一台合约机。拿到公司，一群产品经理先围了上来，想拆开研究，林曦没多想，让他们拆了。罗永浩知道后暴怒，把林曦叫进办公室一顿痛骂。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拆封的人。
林曦自认为是个坏脾气的人。但当时他就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听老板骂完。「骂完了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事儿，公司也没有讲说新买的机器必须要等着你来拆。产品经理他们感兴趣，也还是为了工作，他们说要拿去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问题。」林曦说，「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满意的话，我再给你买台新的你拆。以后再买的新机器，我就放到你办公室里，哪个也不许动，行不行？」
直接原因是罗永浩的严格，他要求按键跟前屏之间的缝隙为0.15毫米——接近无缝界面在观感上是完美的，但这个要求超过业内的加工精度。「当时其实我们好多人都已经跟他讲，东西不能那么设计。」林曦回忆，「无论是结构工程师也好，钱晨也好，都会跟他讲，这么设计是有风险的。」在吃了大亏后，终究是通过更改设计，问题才得以解决。
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环节，罗永浩都会计较。比如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集线器（出厂时用于缠绕数据线的装置），罗永浩提出，超过三个黑点即为不良品。「那个东西你说谁会那么在乎？橡胶的东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尘，供应商跟我说，苹果的要求也不过如此。」马宁说，「他卡供应商卡那么严，供应商是出不来货的。剩下你扔掉，我给你钱，那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
外界不曾注意的是，T1阶段的锤科处于一个极佳的时期，富士康给的账期是半年——最大限度解放了金钱上的压力；高通的客户分级里，锤子排在华为、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队里，远超于其实际体量够得上的标准。这当然是因为罗永浩这一个名字，和一个理想主义者打交道，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但生意毕竟是生意，T1毁掉了一个好的开局，供应链上的支持度降低了。如果把锤科的历程当作一个通关游戏，难度已经由此进入hard模式。
回头来看，前几代手机产品对市场的理解也存在失误。当其他厂商采用解像力更好的6P镜头时，T1用的5P；当指纹识别风靡一时，T2是市面上唯一没有纳入该功能的旗舰机。T2也没有正反可插的椭圆形USB-C接口。「作为一个定价在3000元的旗舰机，这是你该有的配置，它可以没用，大家也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林曦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判断能力，你要知道下游供应链行业的发展，你会知道到了那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做什么事。而你没做到。」
但这应该全部归咎罗永浩吗？硬件上的把控，按理应该是CTO钱晨的工作。但罗永浩是个极度有主见的人，「几乎不可能被说服」。早在T1时，他就想全金属无缝边框，被钱晨拦下了。到T2时，据马宁回忆，通过「不断地给你施加压力」，这一想法终于达成，确实美观，苹果手机都未做如此尝试，但如工程师们早就指出的，手机信号不佳，引发又一轮的媒体炮轰。
救火队员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职锤科。当时这个规模已达四五百人的公司，连公关部都没有。罗永浩从前不在乎，唐拉拉说，「他老是有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法，我们做好了，你就来报道我嘛，这应该是记者的本分。」相比外部的职业公关，罗永浩显然更信任老朋友——虽然公关并非她的专业，给的工资很高，「没有很好的方法拒绝」。他让唐拉拉拜访一下各路记者，「吃吃饭，聊聊天。」初衷格外的简单，不要再写不实报道了。
如果这算的上一点点改变的话，已经值得一番书写了，改变罗永浩太难了。比如他拒绝参加行业大佬们扎堆的峰会、颁奖礼之类的活动。邀约源源不断地来，他能推都推了。「我老说他心理年龄也就14岁，」唐拉拉说，「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挂在脸上，他受不了推杯换盏的社交游戏，反感这种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场合。」再比如他的拖延症。每一次发布会，多达三四十人的筹备组会提前一周进宾馆闭关，因为对于细节的过分纠缠，PPT不断改动，在他登台的一刻才能确立下来，相比之下，小米的雷军会至少彩排3次。每一次都有教训和遗憾，下一次拖延照旧。
2015年底，前新浪微博副总经理苗颖成为锤科的市场副总裁，在她主导下，公司终于有了一些更商业化的操作，有了帽子、台历之类的衍生品，手机浏览器中新增了名站导航的广告位，发布会也加入较以前更多的互联网产品推广。但罗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阵地。他拒绝输入法的联想词导向广告链接。锤子发布会从未有过品牌冠名、口播植入广告，虽然那早已是厂商的普遍操作。
钱晨是在2016年6月末离职的。他走得很决绝。办公室的东西还是行政打包后，再送去他家的。但这件事并不意外，他和罗永浩的矛盾早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取代钱晨的，是华为荣耀产品副总裁吴德周。在他到来之后的3年，锤子手机的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产能和良率都提升了。更多他曾经的部下被招募进硬件部门。
也许新人所带来的风格，与他们对公司所作的贡献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他们干活非常拼命，吴德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外号「铁人」。因为在锤科最薄弱的环节成为了救急人选，他得到了一个新外号，「120」，意为救护车。但在「摩托系」口中，「120」有了另一个恶毒的含义，一米二，他们讽刺的是吴德周的身高。
不同群体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一个说法开始流传，新人群里称要「清洗摩托系」。有人看到微信截图的转发。在一次会议上，马宁感觉自己被针对了。「一直质疑我，一直质疑我，十来分钟。结果他自己人说一句，现在基本上行业内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他感到困惑，不得不这么想：「新人来了，原来那些人做的什么都是错的，说的什么都是错的，那你才能立得住。」
李洋没选离职，虽然他确实感到，「牵住我们那个线越来越细了」。从专卖店职员，到钱晨助理，再转岗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师，他始终留在锤科，试用期长达9个月，最后工资也不过6000元。他还是舍不得这里。他大概是全公司为自己考虑最少的人，加班到深夜，为了给公司省钱，他不打车，坐夜班公交回家。他还在群里号召，只上下一两层的同事不要坐电梯，为了让有急活的人行方便。
在成为钱晨助理之前，李洋曾当过罗永浩的第二助理，3个月试用期过去，他被告知不合适。他一直对这个结果耿耿于怀，很多天以后，他找到机会去向当时负责考核他的王建国求证。
因为老板是一个考究细节的人，所以助理也一样。曾担任罗永浩助理的李剑威向下任交接时，有一个很多页的文档，记录了每一个城市的酒店选择与需要注意的几点，细节包括：「如有高级大床房比正常大床房贵一两百块钱就住，如果贵特别多就算了。」如果订酒店，王建国会把地图打印出来，工作地点和几个可供选择的酒店位置标注在上。
永远要给他选择权，永远要经他确认，擅作主张会惹麻烦。即便是五星级酒店，他也有好恶，「四季和希尔顿像养老院」，不要订。他穿梭于各种会议，你要见缝插针找到他，在等待过程中，你要处理助理的其他工作，还要一直更新机票酒店的信息—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战你时，你能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前最后一个座位已经被订出去了。」直到他说确认的那一刻，立马去买。永远别相信第三方预定，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台确认有房。
由于周全谨慎，王建国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惹怒过老板。但他见过无数次老板动怒，那大概是罗永浩性格中最让人琢磨不透的部分，他不明白骂一个人怎么可以骂到那种程度。「那种东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就是有一点积压，蛮焦虑的。」焦虑最严重的时候，他会在睡觉中抓伤自己。他能理解，为什么罗永浩手下的那些产品经理容易陷入抑郁。
但显然有一些线年底，因发布会票务处理的分歧，他把矛头指向负责执行的石晓宇。「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石晓宇顶了回去。双方有来有回，其他同事都看傻了，没人敢劝解。最终以罗永浩的一句话结束这场较量：「明天给他办离职，我他妈明天不想看到他。」石晓宇跟了他10年，从「老罗英语」到锤子科技，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得到过登陆他微博操作的权限，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最初，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然后，以钱晨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加入了，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离开者的说法，机会主义者也来了。那么最后的溃败，是理想主义的错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商业上和道路选择的问题。手机这个行业不是这么小的资金，或者这么点人能做起来的，应该更早地去选择去做一些智能硬件。」去年底以副总裁身份离职的朱萧木对《人物》说，「然后手机不应该每年出这么多款，这个才是最后欠款多的原因。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机，有的都没上市，因为已经上不了了。」
这位罗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与罗永浩本人一起，先后闯入了电子烟的赛道。现在他们是竞争者。朱萧木很多年不再谈论政治了，他认为企业家才是真正伟大的职业，引领世界往前走的力量，「企业家讨论的是产品，是商业，是市场营销，这么多东西才是真正有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值得讨论的东西。」对于如何用电子烟的减害来改变世界，在采访中他侃侃而谈。
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应合作伙伴要求，他不会再使用繁体字。接受《人物》7小时采访的那个晚上，一路聊得很开心。他一点不后悔那几年的付出，「鸡汤不是别人灌给你的，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鸡汤的人。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我也认为我没有被老罗洗脑。」谈话最后，他还是陷入了忧伤。「哎呀，真是，锤子科技真是一个伤人的地方。大家也爱，你不爱怎么伤呢。」
因为于心不忍，草威挣扎了半年才提出辞职。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讲故事的人。「主流观点特别没劲的一个方面，失败了你就一无是处，没有人真正关心失败的故事。」他想，自己用了4年多的时光，「目击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而这故事至今不断带来余震。提离职那一晚，罗永浩问起他理想，他回答说拍电影，于是两人聊电影聊到早上四五点。「他也没有挽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
出于赌气，林曦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他知道这是一个令大家伤心的举动。在锤科时，他曾因为发现供应链环节涉嫌违规操作而哭了一场，他感到他的世界观都被摧毁了。现在，工作就是工作，他不再投入感情。他说这两年想清楚了一些事，办公室政治在哪里都存在，为了自保，他也曾变成这斗争的一部分，可以很冷酷。他不钟爱这一个自己。
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